一、“拿来主义”与“后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一词是鲁迅首倡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人们发现当时的汉语不够用，无法适应翻译西方思想、文学与科学技术的实际需要。在此情形之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大行以“欧化”和“硬译”为特征的“拿来主义”，“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1]。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已经成熟、定型，从西方语言中已无语法句式可拿。但欧化翻译的消极影响延续至今，表现为汉语的“缺席”和汉语“家园意识”的迟钝与丧失。因此，有必要与拿来主义划清界限，分清责任与使命。

“后拿来主义”主张维护现代汉语的句式规范与美学传统，反对英汉翻译中汉语的缺席或低俗化与丑化。同时，主张以营养主义的观念积极引进源语有价值的词汇和短语。目前，汉语语言结构在语法句式方面处于相对成熟和稳定状态，要从源语中发现一个可以拿来并杂合的新的句式恐怕十分困难。不过，源语中为我所需的词汇当然可以继续拿来。外来词语的拿来是无止境的，因为新词语是伴随社会发展与新思想、新技术的涌现，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的，但新词的引入并不改变语言句式结构规范，而且新词的引入与杂合是“后拿来主义”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翻译策略应是保持现代汉语语言体系的现有规范与引进汉语所缺的西方词语和新颖用语相结合，固守现代汉语家园与吸收外来营养相结合，语言的归化与文化的异化及国际标准化相结合。

二、营养主义与家园意识是翻译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营养主义与“抢注原则”

营养主义（nutritionism），是笔者杜撰的一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译入语从源语中获取营养，但不为源语所同化而失掉其优点与个性。另一方面，在翻译中防止过度归化而失掉源语的营养，也就是保持源语文化上的有价值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保留，利于回译，利于学习，利于交流。汉语对外来词及用语是开放的，对反映外国独有或首创的事物与概念的词汇应积极大胆引入，以丰富汉语语汇及其表现力，这既体现了营养主义的原则，同时也是准确翻译的必要。

世界文明在发展，语言也必然在发展。在信息化、国际化时代，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更为频繁与快捷，为了交流的便利，要求用语的趋同化、国际化。人们不可能抛开现成的用法另造词语，那样只能带来交流的障碍和学习的困难。这里大家都在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抢注原则”。美国发明了计算机及其软件系统，也就是其在该领域获得了“抢注”，阿拉伯人在数字写法与“神毯”上获得“注册”，中国在饮食、武术文化中获得一些语言“注册”。这些“注册”的语言当拿来沿用，而非另起名字另搞一套。那样既麻烦又混乱，自然受到抵制。比如，把计算机术语“menu”翻译成“菜单”，因为符合人类以隐喻作为基本思维方式的规律，未进行过怎样的“踟蹰”就广为流传。所以科技术语隐喻化倾向完全可以接受。

随着语言、文化和翻译研究的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两种语言符号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对等的关系存在于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实质上翻译不是符号的转换，而是意义、信息的转换[2]。翻译如高明的厨师烹制食品，既要可口宜人，又不破坏固有味道与营养。因此，在引进源语词汇及用语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有利于丰富汉语。人有我无，当拿来之。如“武装到牙齿”、“抛洒鳄鱼泪”、“伸出橄榄枝”等，汉语翻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外来词语的异质性，不曾见对这些用语的“四字格化”处理。

二是有利于优化汉语。我有人优，当拿来之。在翻译中，源语和译入语是可以通过对比判断出孰优孰劣的。译者应当站在保持祖国语言特色和便利语言学习与交流的角度进行衡量。经过几十年的引进与杂合，现代汉语已十分成熟，译者所能做的，主要是引进吸收新的语汇与有价值的表达方式。例如，Watergate（水门）一词派生出的词语debategate（辩论丑闻）、Irangate（伊朗门事件）、whitegate（白水门事件），其中-gate在汉化的过程中，有时译为“门事件”，有时译成“丑闻”。后来统一为“门”。在资讯发达的当今时代，选择“门”的形式，给它约定一个新的所指，在尽量保留了-gate的“原生态”文化含义的同时，却不需要付出特别昂贵的语言成本，这正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一个反映。这样，源于文化生活的“××门”的使用达到了经济、简洁、幽默、委婉等语用效果[3]。类似的词语进入汉语，弥补了汉语的不足，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引进也不是原封不动，多为杂合。如win-win solution，杂合为“双赢”，而非“赢—赢策略”。